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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占据南京,为何朱元璋能问鼎中原,太平天国却功败垂成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21-02-23 浏览次数: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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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时期,诸葛亮使吴,见南京山环水复,气象万千,留下了“钟阜龙蟠,石城虎踞,真乃帝王之宅也”的赞美。时隔千年,元末的朱元璋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脚踏同一片土地,却头顶着不一样的天空。“龙兴”和“伏虎”之间,到底差了几条街?

上图_ 明朝版图

政治:“得道”和矛盾

南京,古称金陵、建康,有“六朝古都”之称。在堪舆家眼中,当地背靠幕府山,面临秦淮河,钟山石城左右辅弼,当地又地处江南鱼米之乡,民风质朴,经济发达,水陆兼备,是不可多得的“王气”聚焦之地。

1356年,攻占金陵的朱元璋多管齐下,收拢民心,壮大实力。他提出“养民”的口号,轻徭薄赋,发展生产,尊师重教。朱元璋认识到军事实力的不足,凭江守险,伺机而动,还实行“寓兵于民”,闲时耕地,战时出征,达到“以战则胜,以守则固”的目的。

上图_ 杨秀清(1823年-1856年),原名杨嗣龙,祖籍广东嘉应(今梅州)

反观太平天国,这个拜上帝的组织从上至下充满了矛盾。起事之前,杨秀清取得了“天父特差”的身份,凌驾于洪秀全之上。1851年3月,洪秀全自称太平王,一把手和“特差”之间的权力重合,埋下了两人不和的祸根。1853年,太平天国攻下南京。身为东王的杨秀清“自恃功高,一切专擅”。

1856年,心存不满的洪秀全拉拢北王韦昌辉为“心腹盟弟”,唆使他杀死杨秀清,制造了“天京事变”。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军事将领。他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“天国十误”中,其中“天京事变”中,“东王、北王两家相杀,此是大误。”

决策高层内讧不已,组织底层也不和谐。洪秀全一边对外宣扬:“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”,“天下多男子,尽为兄弟之辈, 天下多女子, 尽为姊妹之群”等思想,以及勾画出“天下一家, 共享太平”的美好愿景,另一边用“肯拜上帝者,无灾无难;不拜上帝者,蛇虎伤人”等宗教糟粕蛊惑民心。在政治素养上,太平天国明显弱于朱元璋,这也是前者未成气候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上图_ 明太祖朱元璋半身像 乾隆御制本

经济:屯垦和均田
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群雄逐鹿更是如此。朱元璋经营江南,经济上颇有建树。他首先兴修水利,开垦荒地,做到军饷自给自足,其次废除寨粮。所谓寨粮是赋税以外征收的粮食,1360年屯田初见成效之后,寨粮逐渐废除,以此赢得民心,第三是保护归顺地主的利益,做好抗元统一战线,最后,鼓励官兵屯垦。

朱元境夺取南京后,曾说:“听从开垦屯田,以为己业。文官拨与职田,召佃耕种,纳子粒以代俸禄。”这一政策延续到明初,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

上图_ 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书影

太平天国在经济上显然缺少长远的规划。1853年,太平天国颁布带有政治纲领性质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,确定“凡天下田,天下人同耕”的原则,建立“有田同耕,有饭同食,有衣同穿,有钱同使”的公平社会。

平分土地有一定的进步性,但促进经济不能单靠均分土地,而且制度中提到的财产公有也违背了广大民众的意愿。小农经济加农民公社的模式无助于社会结构的改变,反而加剧了个人私有化和社会公有化之间的矛盾。太平天国的均田制造成了“多劳少得,少劳多得”的怪现象,既打击了地主阶段,又伤害了底层农民。吃力不讨好的经济措施,使太平天国走进了和朱元璋完全不同的死胡同。

上图_ 徐达(1332年-1385年),字天德

军事:北伐和困守

军事是改朝换代必不可少的手段。1370年1月,憋足实力的朱元璋终于放出大招,他派出徐达为首的北伐大军,开始了长达26年、多达13次北伐战争。尽管北伐结果互有胜负,但朱元璋笑到了最后,成为历史上由南向北夺天下的第一人。

太平天国也开展了北伐和西征,结果不尽如人意。李秀成的“天国十误”中,有三条和1853年李开芳、林凤祥率军北伐相关。“误国之首,东王令李开芳、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”,失利之后,丞相曾立昌、燕王秦日纲等人曾两次带兵支援北伐,先后功败垂成。大刀阔斧的北伐战略打成了零敲碎打的添油战术。

林绍璋带领的西征军在湖南湘潭也遭到曾国藩湘军的团灭。西征的败北不仅标志着太平天国失去席卷湖南的机会,还让湘军站稳的脚跟。一进一退之间,无疑扼住了太平天国的喉咙。不仅如此,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成功后,先后在大黄口和永安长时间修整,错失了北上歼敌的良机,给清军喘息和反击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便利。战略上的松懈,注定了太平天国无法与朱元璋相提并论。

上图_ 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图

用人:“致贤”和争权

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用人。1352年,朱元璋投奔濠州郭子兴之际,便着手收拢有济世经邦才能的儒生隐士。在这些人才中,有“里中长者”李善长,有目光长远的朱升,有起草“北伐檄文”的宋濂,有“略如基谋”的刘基。受这些人才的影响,朱元境“始有救民之心”。

朱元璋占据南京,东拒张士诚,西扼陈友谅,南吞江浙膏腴,北进中原争锋。皖南儒生朱升献计: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。”这么做既低调发展,积蓄力量,又避敌锋芒,后发制人。可以说,善于用人是朱元璋的一大特点。

上图_ 张士诚(1321年-1367年)

李秀成认为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事变后,翼王石达开深得众望,引起了洪秀全的疑心,“与主不和,君臣而(疑)忌”。石达开只得领兵离京,“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,此误至大。”面对内耗,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不但没有采取弥补措施,反而“不信外臣,用其长兄次兄为辅”。

为防“杨秀清”重现,洪秀全滥封王爵,用以制衡权力,各种封王超过2700位。这么做的后果是“朝中政事,并未实托一人,人人各理一事”,政出多门,职责不清,彼此争权。而洪秀全自已则“不问国中军民之事,深居宫中,永不出宫门”。用人上的得失,说明了执政能力的高低,在这方面太平天国再次落后于朱元璋。

上图_ 拜上帝会在玉玺中的体现

除此以外,太平天国还在文化、外交、群众路线等方面均暴露出不足之处。按照“木桶理论”,木桶里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。太平天国在发展过程中,受小农思想、目光短浅、宗教迷信等影响,难以作为。而朱元璋善于处理各种矛盾,合理协调组织运转,终成大事,两者之间不仅差的是有形的社会资源,还差的是无形的人才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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